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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，田中角榮為了恢復中日兩國邦交而訪華。他見到周恩來時說：“若這次談判一無所得，我們在下次大選時就慘了。你們倒輕松。”這句話顯示日本政壇上的一位風云人物怎么看中國政治。
當然這個結論有失公平。吉登斯(A.Giddens)指出過，一個國家無論采取任何政體，只要它是國家機構和人民互動關系很密切的現代國家，國家機構都得努力實現人民的意愿。這一點，中國也不例外。而日本政客往往認識不夠深刻或簡直忽略的，也是這一點。
進入21世紀后，看到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憤怒如此激烈時，日本人很容易陷入兩個誤區。
認識中國的兩個誤區
其一是本質化。犯這種錯誤的日本人，拿“日本文化的優良傳統”來辯護自己的健忘，也批判中國人“記仇”的毛病。例如：“日本人認為人死后都成佛，所以一向尊敬死者。不管他是戰犯還是罪犯，死了都要平等對待，才沒中國人那么小心眼。”
可是，以文化的相對性為理由來拒絕對話，這種態度只是一種思考的停止，理智的怠工，甚至是卑鄙的逃避。再說，事實說明，這種說法是根本站不住的。90年代日本山口縣萩市，欲與福島縣會津若松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，卻遭到對方拒絕。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，30%以上的會津若松市民不愿意與山口縣人友好交往。
那是1868年長州藩(今山口縣)作為“官軍”進攻會津藩(今福島縣)，殘殺士兵后還不許埋葬，火燒民居，奸污婦女，搶奪財物的緣故。都快130年了，三成以上的會津若松人尚未忘記這仇恨，莫非他們是中國人？
其二是官本位思維。
小泉不顧中方的嚴重交涉反復參拜靖國神社，日方高層人物還妄言不斷。這幾年中國高層人物都不愿與日方高層交談，甚至今年5月吳儀在訪問日本時打破外交慣例突然提前回國，都是迫不得已的。
經濟建設才是中國目前的核心任務，其條件之一是睦鄰友好。毋庸置疑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。遺憾的是，有不少日本政客不大注意這些事實，仍認為中國反日潮的主要原因，是愛國主義教育。那是跟他們分析政治過程的思維方式有關，即：主導權總在“官”方，“民”只是沉默的客體。
要正面對待中國民憤
這是一種愚民思想。所以他們的結論是：只要讓中國官方回到“未來志向”的道路上，一切問題就能解決了。他們有意愿找中國領導人談，卻沒派一個官員去中國通過大眾媒體向中國民眾解釋過，這也不足為怪。
我們該注意美國開始進攻阿富汗、伊拉克等國家后，不斷派高層官員到半島電視臺等西亞媒體，用電視節目的形式向當地民眾解釋美國的中東政策和行為。美國的這種做法顯然與日本大不一樣。
由于小泉在本月17日的第五次參拜，是在明年辭職之前，中日關系大概不可能有多少進展了。我們現在需要的“未來志向”，是考慮怎樣推進“后小泉時代”的中日對話交流，其前提是：我們日本人應該承認兩個事實。
第一，中國人也是人，一樣有喜怒哀樂，追求安居樂業。他們絕不是什么文化上的“另類”。也就是說，中國人對日本感到的憤怒是來自人性的，我們對此應該虛心地反省。
第二，中國政治不是什么上情下達的“一言堂”。中國國家的主人是老百姓，日本官方應該正面對待中國的民憤。
(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；作者：田島英一；作者系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系副教授；內容有刪節)
